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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调查也表明，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猪圈的气味会造成原告土地贬值。

正如美国2009年《科学与决策：提升风险评估》（Science and Decisions: Advancing Risk Assessment，又称银皮书）所强调的，风险评估中的不确定性分析范围和详细程度应当反映比较不同风险管理选项的需要，这一点在风险评估的早期阶段，即所谓的规划（planning）阶段，即应予以明确。与外部不确定性不同，风险评估的内在不确定性因为内置于风险评估活动之中，假定从事风险评估活动的主体都是诚实的代理人，仍然无法消减这种不确定性。

[23]至于是否将风险评估立基于最糟糕情形，显然不能一刀切，而应区别不同的评估任务。[8]例如，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借鉴的美国《联邦政府中的风险评估：管理其过程》（Risk Assessment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Managing the Process, NRC, 1983）（被称为红皮书），出台的历史背景之一即是利害关系方利用科学外衣包裹偏私倾向的问题引发公众关注。[18]《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方法框架性指南（试行）》第2条。雪上加霜的是，风险评估还涉及高度专业性知识的应用，对于并非科技专业人员的行政主体及其监督者而言，要判断风险评估活动何时超越了合理的范围，比在一般裁量情形中更为困难。同样以实践起步相对较早、操作性技术规程相对成熟的化学物质健康风险评估为例，对于将动物试验结果外推至人类，美国环保局（EPA）风险评估政策中明确要求动物致癌物应推定为人类致癌物。

就具体实例而言，我国化学品风险评估相关技术标准中就存在基于最糟糕情形的规定，如针对每个环境评估对象，采用最敏感物种数据作为关键效应数据，明确拟评估化学物质对环境生物的危害性[24]和对于相同暴露途径和暴露时间的不同毒性效应，选择最敏感的靶器官毒性参数作为最终的毒性参数[25]等。[15]贯穿技术、方法论和认识论等不同层次。另有人指出，之所以几乎所有的法律系本科生都会报考法律研究所，对于其中的男生来说，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考虑，那就是男生想借此避免服兵役的问题，希望自己能在考上法律研究所后的那三年里面，心无旁骛地继续准备司法官和律师考试，参见杨智杰:《千万别来念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3-64页。

[46] 同前注（43），小益书，第129页。[81]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学院的主事者们在师资引进和课程体系规划等方面既要保持开放的国际视野，也应当警惕留学国别主义畸形发展所可能造成的后果，即只推崇自己曾经留学国家的法律制度或理论，而对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或理论予以轻视甚至排斥。[8] 参见叶俊荣:《法律学学科成就评估报告》，载《清华法学》（第4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64]法律的经济分析当下在我国台湾法学界当中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法社会学、法人类学、法律史等其他基础法学科目的际遇了。

例如，简资修说的是法经济学应‘融入法教义学才能有功，[65]而张永健则明确声明自己惯用的法经济分析方法并不反对‘法释义学。台湾大学法律研究所自其设立硕士班以来前后坚持了四十多年之久的上述德文必修政策，使得该所成为培养预备留德法学人才的摇篮，大大推动了留德风气在第二代、第三代法学研究者当中扎根。

德国法学家魏德士（Bernd Ruthers）在上世纪末就曾描述过德国法学教育的此方面焦虑，指出学生不断的从教室逃到司法考试辅导老师那里，今天的法学教育被司法考试牵着鼻子走。[26]又如，作为我国台湾地区中部公立大学校院中最早设立的法学院，中正大学法律学系暨研究所2016年左右总计23人的师资队伍当中，留学德国者便有9人，远高于留学其他国家的师资人数（具体为留学美国和日本者各为4人，留学英国者为2人，留学法国者为1人）。关于第二代的法教义学/第二手的继受法学主要所做学术工作（即倾力于转录摹写德国法学知识）存在的毛病，在民法学界之外也有一些反思。[30] 该学者认为，核心法学指的是民法学（包含商法学）、刑法学与公法学（包含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等科目，而基础法学则包括法理学、法学方法论、法制史（以及法律史）、法社会学暨法事实的经验研究、法人类学、法心理学等科目。

王泽鉴教授的原话是：比如，假设法律系有五十个教员，那么德国法背景的可能有二十个，日本和美国的各有十五个。[78] 法学=法教义学的说法，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72页。（一）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台大法律系之作法的示范性影响 在一篇访谈中，作为我国台湾地区第二代法学家之翘楚的王泽鉴教授，曾描述了自己所亲历并大力推动的台湾地区法[学]德国化过程，而此种他所形容的台湾地区法[学]德国化过程，按照王泽鉴教授自己的说法，又主要是通过台大教学的德国化得以具体实现。例如在台湾法理学会于2001年成立之初，其发起人之一刘幸义教授便坦承该会算是‘早产儿，因为以法理学为主要专门领域者才五、六位而已，多数会员为法理学的‘业余爱好者（Dillettant）。

[49]影响所及，法科学生对于非司法官及律师考试以外自主选修课目皆无兴趣，[50]很少有人愿意下功夫钻研法理学、法律伦理学、法社会学等与司法官和律师考试无关的基础法学科目，以及诸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之类与法律相关的基础科学。结语 在我看来，法学继受至少可以分成对法学教育目标定位的继受、对具体法学研究范式的继受、对法学课程体系结构的继受等三个方面加以细化讨论。

[49] 同前注（33），庄世同文。[52] 我国台湾地区法学界上述这种由绝对强势的应用法学与相当边缘的基础法学共同组成的整体学术生态结构，以及考试引导教学的风气在当地法学院系中的盛行，显然非常类似于德国法学界中的情况。

本文为语词使用统一起见，采用中国大陆法学界更常用的应用法学一词。作者简介：尤陈俊，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57] 同前注（55），[德]芭芭拉·朗格书，第57-58页。苏永钦教授将我国台湾地区上述三代民法学者的各自研究取径形象地概括为，第一代是问如何（是什么），第二代是问（法律的）为什么，第三代不是问法律的为什么，是问社会的为什么，并明确指出目前这第三代尚有很多工作要做，强调我们要去了解社会的为什么，而不单是规范的为什么，规范的为什么始终还是停留在去了解我们移植东西的内部道理。[84]而一些学术视野不囿于德国法学理论资源的研究者，更是举出基础法学重要科目之一的法社会学作为具体例子细致论证了，无论是经验面向的法社会学研究，还是理论面向的法社会学研究，都可以凭借自身特有的方法论视角，参与到法教义学念兹在兹的对法律规范性的构建这一法学的所谓核心任务当中来，从而承担起为法律系统找寻规范性根基的功能。第二代民法学者以王泽鉴教授为杰出代表，相比于第一代民法学者，第二代民法学者最大的特点是对翻译过来的法律文本进一步做出诠释，并开始对案例进行讨论，以及与法律实务家们展开对话。

黄源盛教授在本世纪初时就感慨道，近年来，年轻一辈的法理学研究者逐渐投身教学行列，基本师资来源不虞缺乏，但近十余年来，法制史研究呈现明显的断层现象，老成者逐渐凋零，或已届龄退休，而新人却未能及时养成，法史学人才出现断层，不仅关联到研究，甚而影响及教学。[68]截至2021年4月，虽然台湾法理学会已经发展到有47名会员，但其中包括了许多法理学专业的在读学生以及对法理学有兴趣的律师、法官与社会人士，故而真正以法理学为专业的专职研究者人数实际上完全没有上述那么多。

[34] 参见黄源盛、张永鋐:《近十年来台湾法史学教育的实证分析（1993-2002）》，载《法制史研究》2002年第3期。王泽鉴教授早年从台湾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后，继续在台湾大学法律研究所深造

在1993年之前，那些开设法史学课程的大学法律系多是将其设置为必修课程，而到了2002年时，即便仍有一些大学的法律系开设了法史学课程，有一半多也只是将其作为选修课程来安排。[76] 参见何美欢:《法学教育的理想》，载《清华法学》（第9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不仅法史学主题论文现下在我国台湾地区这两个最重要的传统法学期刊上是这番境遇，同为基础法学之主要科目的法理学的发文情况也几乎同样如此。如果说台湾大学法律系在50年代中期便已带有明显的亲德国法之特点，那么到了以王泽鉴先生为杰出代表的第二代学者后来陆续于60年代末和70年代从德国留学归来，先后开始执教于台湾大学的法律系所，上述特征更是主要通过师资队伍教育背景的结构性改变而得到了极大的强化。[13]在上述以德文与德国法为尊的典范之氛围下所形成的最重要成果，正是前文中苏永钦教授所说的第二代的法教义学/第二手的继受法学。例如，简资修说的是法经济学应‘融入法教义学才能有功，[65]而张永健则明确声明自己惯用的法经济分析方法并不反对‘法释义学。

[52] 同前注（24），郭明政文。但还有其他完全不同的方法，通过完全不同的法律工具能够在德国和美国实现同样的结果。

[55] 转引自[德]芭芭拉·朗格:《如何高效学习法律》，谭晓晓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24页。易言之，在我国台湾地区，法学作为法律社群的教学与研究科目，主要的内容由各个部门法的法释义学（Rechtsdogmatik）所构成，虽然点缀有部分的基础法学科目，这些部门法释义学在现实上仍然构成了法学的主要内容，就此而言，我国台湾地区法学的典范即是法释义学。

葛云松:《法学教育的理想》，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2期。参见邵建东:《德国法学教育最新改革的核心:强化素质和技能》，载《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1期。

[57] 同前注（55），[德]芭芭拉·朗格书，第57-58页。[34] 参见黄源盛、张永鋐:《近十年来台湾法史学教育的实证分析（1993-2002）》，载《法制史研究》2002年第3期。更具体来说，根据黄源盛教授的调研，我国台湾地区在1983年时便有8个法律系所开设了法史学课程，到了2002年仍然只有8个法律系所在开设法史学课程，而在从1983年到2002年的近二十年时间当中，我国台湾地区的大学部法律相关科系之数量从10所增加到了25所，两相对比这便意味着，后来那些新设的法律科系几乎全都不开设法史学相关课程。[24] 参见郭明政:《台湾法学教育的问题与改革》，载陈惠馨主编:《法学专业教育制度比较:以法学教育改革为核心》，政大出版社2010年版。

借用一位当地学者的原话来形容，那就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看到一个以德文与德国法为尊的典范在台湾的法学教育中不断的发挥作用。[3] 参见苏永钦:《法学怎样跟上时代的脚步》，载《北大法律评论》第21卷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82] 参见李洪雷:《中国比较行政法研究的前瞻》，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4期。关于第二代的法教义学/第二手的继受法学主要所做学术工作（即倾力于转录摹写德国法学知识）存在的毛病，在民法学界之外也有一些反思。

[32]这种趋势后来还在持续恶化，因为根据庄世同教授的另一份统计，2004年时全台湾地区的大学法律系中，在大学部开设了法理学课程的仅有11家，即便将统计范围放宽，统计那些开设了诸如法律伦理西洋法律思想史法学方法论之类所谓大学部‘法理学课程以外其他法理学相关课程的法律系所，也只有15家而已。就后者而言，我国台湾地区可谓是在继受德国法教义学方面最为用力的先行例子之一。